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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四十年,未来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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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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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从全球范围看,贸易增速基本保持与经济增速一致,贸易在经济增长中基本上是“稳定器”的作用。从经济发展阶段看,我国工业化进程仍未结束,制造业仍然是实体经济发展的根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较长时期内仍将是“世界工厂”。这就决定了对外贸易仍将在经济增长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未来提质量、调结构的国家经济总体发展战略中,对外贸易仍然能够发挥经济增长“稳定器”的作用。
其一,比较优势动态调整中我国仍然具有发展对外贸易的基本动力。根据雷布津斯基定理,在要素禀赋理论框架下,一国发展过程中资本积累逐步增加,资本存量相对劳动力上升,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相对下降,资本密集型产业相对上升。这一理论假说正在我国发展中得到应验。我国虽然人口红利正在衰减、劳动力成本优势下降,但资本积累提升已经变成重要的比较优势来源。
通过计算资本丰裕程度(储蓄额/GDP)与劳动力丰裕程度(劳动力/总人口)之比可知,开放四十年来我国资源禀赋状况持续朝着有利于资本的方向发展,由1978年的0.14上升至1991年的0.74,到1997年已经超过1,2015年和2016年超过了1.5。反映在经济和贸易结构中,比较优势优化的产品篮子构成在发生变化,资本密集型产品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提高,中国的大国市场成为新的比较优势来源和开展国际贸易的新动力,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母国市场效应”理论有望实现,这在跨境电子商务、电子产品等高技术领域已经得到印证。
其二,出口产业仍然能够对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发挥基础性作用。从理论上看,出口企业相对于非出口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从实践上看,我国推动外贸转型升级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逐渐摆脱了中间品吸收角色的低端定位,目前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水平由升转降,基本回落到了加入WTO之初的水平。同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中间品提供角色有所强化,总产出中的国内增加值比重、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比重两项指标,都由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的下降转为危机后的上升。因此,推动价值链升级仍将是我国出口部门提高增长质量的重要途径。
然而,迈向中高端不能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不少地方实施“腾笼换鸟”,把传统出口产业赶走,结果“笼子”腾出来了,“换鸟”工作却不理想。实际上,现代产业分工高度细化,中高端产业也需要漫长的供应链、庞大的产业集群做基础,传统出口产业往往就是这些产业基础的重要组成。从国际经验看,美国的前车之鉴值得重视。电动汽车的电池技术起源于美国,但数十年前美国产业加速升级,把电池作为传统产业外迁到日本等地,这导致今天特斯拉等美国电动汽车巨头受到了松下等电池供应商的制约,反过来阻碍了美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其三,对外贸易稳定增长有助于缓解我国经常账户未来存在的赤字风险,稳定宏观经济状况。考虑到“海外淘”等“表外项目”的影响,我国现有统计有高估贸易顺差因素,真实的贸易顺差大幅低于统计数字,有研究认为这一数字将减少1/5,我国贸易项目顺差情况并不乐观。我国服务贸易逆差扩大也不容忽视。自1998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就出现逆差,但是逆差数额较小,2008年以后服务贸易逆差迅速增加,2016年服务贸易逆差为-2442亿美元。我国居民收入提高和消费升级决定了进口服务需求还会增多,服务逆差GDP比重扩大的趋势短期内不会改变。同时,投资收益处于逆差状态。投资收益是收益项重要的组成部分,自2009年以来一直为逆差,2016年投资收益为-650亿美元。
当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面临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呈现出发展动力转换期、经济结构调整期、全球价值链重构期、外部需求不确定期和外贸政策转向期“五期”叠加的特点。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关于调整“出口导向”外贸发展模式、转向主要依靠内需的声音增多。在此情况下特别需要强调外贸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意义。
首先,要不要发展对外贸易,其实质上是要不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越是在外部环境困难的不利条件下,越是要坚定对外开放的信心和道路,在进一步扩大进口的同时千方百计保持出口的适度增长。
其次,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一大成果是,形成了国有企业占主体、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各自发挥重要作用的市场竞争格局,其中外向型经济是中国经济中效率较高、活力较高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要认识到对外贸易对于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作用。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形成了内需和外需“双轮”驱动的增长动力格局。然而,在近十年来我国经济增速逐年下降的情况下,仅仅靠内需难以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实际上,我们要继续走“生产型”国家的道路,主要靠内需的“消费型”国家还不适合我们。
最后,建设贸易强国的发展战略也要求外贸持续稳定增长。建设贸易强国要求外贸高质量发展,在高质量和发展两个方面,最基础的还是发展,而发展就要求持续稳定的增长。因而,没有外贸的持续稳定增长,就不可能建成贸易强国。
为此,要在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中更加注重外贸的稳定发展。其一,恢复外贸增速目标调控,实行区间调控。贸易是流,产业是源,贸易不稳,则产业不稳,经济不稳,因此外贸增速要与经济增速基本持平。从全球平均增速看,我国外贸增速应大约在3%~4%;从我国经济增速看,外贸增速宜保持在6%左右。综合来看,外贸增速较合理的区间目标是3%~6%。
其二,稳外贸的关键是稳加工贸易。加工贸易是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对于推动经济增长、就业、技术进步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008年以来,加工贸易在我国外贸中的比重从半壁江山降为三分之一左右,加工贸易大幅滑坡成为外贸超调的主要因素,应采取措施继续保持加工贸易的国际竞争力。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摩擦的情况下,有关部门要制定外贸发展紧急补偿机制,在外贸基金的使用中增加对在贸易摩擦中受损企业的补偿力度。
其三,稳加工贸易的关键是稳加工型外资。加工型外资是我国加工贸易的主力,部分加工型外资撤离是导致我国加工贸易下滑的重要原因,应在利用外资政策中继续强调发展加工型外资。同时,随着我国不断扩大外资市场准入,下一步的政策重点是改变选择性引资的做法,着力构建公平竞争体系,改善外资营商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打造现代化市场经济体系。
另一方面,促进贸易政策环境的持续稳定。其一,将提高外贸政策透明度作为工作抓手。美欧日三国联合声明将政策透明度作为重要的关切点,也将是未来我国对外谈判的核心议题。实际上,透明度是WTO的基本原则,是我国入世承诺的重要内容,也是OECD《良好行为守则》的首要政策建议。遵守透明度原则,不仅仅要求政策出台以后及时公布和通知,还要求在政策出台过程中给予所有利益相关方,包括外资企业以充分的参与权和诉求表达权。其二,营造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政策出台后宜保持较长时间的连贯性,特别是不宜将出口退税政策作为产业政策使用,减少出口退税税率调整频率,保证全额足额退税。其三,采取长效政策措施,切实保障加工贸易和加工型外资在较长时期内保持国际竞争力,如实施有国际竞争力的社保税率,保持合理的综合税负水平。
结语
总体而言,我国服务贸易和投资收益逆差规模已经相当可观,2016年占GDP比重超过2.5%。我国经常账户目前是“货物贸易顺差+服务贸易和投资收益逆差”的收支结构,但如果货物贸易顺差延续缩水态势,未来货物顺差无力弥补其他项目逆差的风险将进一步暴露,经常账户有可能从盈余变为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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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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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比较优势动态调整中我国仍然具有发展对外贸易的基本动力。根据雷布津斯基定理,在要素禀赋理论框架下,一国发展过程中资本积累逐步增加,资本存量相对劳动力上升,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相对下降,资本密集型产业相对上升。这一理论假说正在我国发展中得到应验。我国虽然人口红利正在衰减、劳动力成本优势下降,但资本积累提升已经变成重要的比较优势来源。
通过计算资本丰裕程度(储蓄额/GDP)与劳动力丰裕程度(劳动力/总人口)之比可知,开放四十年来我国资源禀赋状况持续朝着有利于资本的方向发展,由1978年的0.14上升至1991年的0.74,到1997年已经超过1,2015年和2016年超过了1.5。反映在经济和贸易结构中,比较优势优化的产品篮子构成在发生变化,资本密集型产品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提高,中国的大国市场成为新的比较优势来源和开展国际贸易的新动力,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母国市场效应”理论有望实现,这在跨境电子商务、电子产品等高技术领域已经得到印证。
其二,出口产业仍然能够对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发挥基础性作用。从理论上看,出口企业相对于非出口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从实践上看,我国推动外贸转型升级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逐渐摆脱了中间品吸收角色的低端定位,目前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水平由升转降,基本回落到了加入WTO之初的水平。同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中间品提供角色有所强化,总产出中的国内增加值比重、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比重两项指标,都由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的下降转为危机后的上升。因此,推动价值链升级仍将是我国出口部门提高增长质量的重要途径。
然而,迈向中高端不能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不少地方实施“腾笼换鸟”,把传统出口产业赶走,结果“笼子”腾出来了,“换鸟”工作却不理想。实际上,现代产业分工高度细化,中高端产业也需要漫长的供应链、庞大的产业集群做基础,传统出口产业往往就是这些产业基础的重要组成。从国际经验看,美国的前车之鉴值得重视。电动汽车的电池技术起源于美国,但数十年前美国产业加速升级,把电池作为传统产业外迁到日本等地,这导致今天特斯拉等美国电动汽车巨头受到了松下等电池供应商的制约,反过来阻碍了美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其三,对外贸易稳定增长有助于缓解我国经常账户未来存在的赤字风险,稳定宏观经济状况。考虑到“海外淘”等“表外项目”的影响,我国现有统计有高估贸易顺差因素,真实的贸易顺差大幅低于统计数字,有研究认为这一数字将减少1/5,我国贸易项目顺差情况并不乐观。我国服务贸易逆差扩大也不容忽视。自1998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就出现逆差,但是逆差数额较小,2008年以后服务贸易逆差迅速增加,2016年服务贸易逆差为-2442亿美元。我国居民收入提高和消费升级决定了进口服务需求还会增多,服务逆差GDP比重扩大的趋势短期内不会改变。同时,投资收益处于逆差状态。投资收益是收益项重要的组成部分,自2009年以来一直为逆差,2016年投资收益为-650亿美元。
当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面临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呈现出发展动力转换期、经济结构调整期、全球价值链重构期、外部需求不确定期和外贸政策转向期“五期”叠加的特点。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关于调整“出口导向”外贸发展模式、转向主要依靠内需的声音增多。在此情况下特别需要强调外贸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意义。
首先,要不要发展对外贸易,其实质上是要不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越是在外部环境困难的不利条件下,越是要坚定对外开放的信心和道路,在进一步扩大进口的同时千方百计保持出口的适度增长。
其次,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一大成果是,形成了国有企业占主体、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各自发挥重要作用的市场竞争格局,其中外向型经济是中国经济中效率较高、活力较高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要认识到对外贸易对于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作用。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形成了内需和外需“双轮”驱动的增长动力格局。然而,在近十年来我国经济增速逐年下降的情况下,仅仅靠内需难以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实际上,我们要继续走“生产型”国家的道路,主要靠内需的“消费型”国家还不适合我们。
最后,建设贸易强国的发展战略也要求外贸持续稳定增长。建设贸易强国要求外贸高质量发展,在高质量和发展两个方面,最基础的还是发展,而发展就要求持续稳定的增长。因而,没有外贸的持续稳定增长,就不可能建成贸易强国。
为此,要在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中更加注重外贸的稳定发展。其一,恢复外贸增速目标调控,实行区间调控。贸易是流,产业是源,贸易不稳,则产业不稳,经济不稳,因此外贸增速要与经济增速基本持平。从全球平均增速看,我国外贸增速应大约在3%~4%;从我国经济增速看,外贸增速宜保持在6%左右。综合来看,外贸增速较合理的区间目标是3%~6%。
其二,稳外贸的关键是稳加工贸易。加工贸易是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对于推动经济增长、就业、技术进步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008年以来,加工贸易在我国外贸中的比重从半壁江山降为三分之一左右,加工贸易大幅滑坡成为外贸超调的主要因素,应采取措施继续保持加工贸易的国际竞争力。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摩擦的情况下,有关部门要制定外贸发展紧急补偿机制,在外贸基金的使用中增加对在贸易摩擦中受损企业的补偿力度。
其三,稳加工贸易的关键是稳加工型外资。加工型外资是我国加工贸易的主力,部分加工型外资撤离是导致我国加工贸易下滑的重要原因,应在利用外资政策中继续强调发展加工型外资。同时,随着我国不断扩大外资市场准入,下一步的政策重点是改变选择性引资的做法,着力构建公平竞争体系,改善外资营商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打造现代化市场经济体系。
另一方面,促进贸易政策环境的持续稳定。其一,将提高外贸政策透明度作为工作抓手。美欧日三国联合声明将政策透明度作为重要的关切点,也将是未来我国对外谈判的核心议题。实际上,透明度是WTO的基本原则,是我国入世承诺的重要内容,也是OECD《良好行为守则》的首要政策建议。遵守透明度原则,不仅仅要求政策出台以后及时公布和通知,还要求在政策出台过程中给予所有利益相关方,包括外资企业以充分的参与权和诉求表达权。其二,营造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政策出台后宜保持较长时间的连贯性,特别是不宜将出口退税政策作为产业政策使用,减少出口退税税率调整频率,保证全额足额退税。其三,采取长效政策措施,切实保障加工贸易和加工型外资在较长时期内保持国际竞争力,如实施有国际竞争力的社保税率,保持合理的综合税负水平。
结语
总体而言,我国服务贸易和投资收益逆差规模已经相当可观,2016年占GDP比重超过2.5%。我国经常账户目前是“货物贸易顺差+服务贸易和投资收益逆差”的收支结构,但如果货物贸易顺差延续缩水态势,未来货物顺差无力弥补其他项目逆差的风险将进一步暴露,经常账户有可能从盈余变为赤字。